在等待的时候，崇祯皇帝忽然觉得要是只有保皇党议事，自己是不是也太不把那些朝臣当回事儿了？
再者说，要是只有保皇党来，那可就太无聊了，还是把东林党的官员叫来，这样才刺激，装起逼来才有感觉。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又连续下了几道手谕，把内阁首辅魏藻德在内的一些朝臣也叫来商议。
这些人在家中听到消息后都是受惊不小，磨蹭半天才跟着厂卫赶来冬暖阁，到了的第一时间居然是清一色面色惶恐的请罪。
崇祯皇帝看着这个场面也是哭笑不得，摆手说道：“这次朕召你们来，是有几件事朕觉着为难，想商议出个章程来。”
“今日正好是立秋，但据厂卫回禀，京城之中的老百姓却只有不到三成知道这个节气的准确时日，这可不成，究竟是怎么回事？”
崇祯皇帝把手边的折子放到一边，第一件询问的事便是节气时日，这让许多人都想不通。
不过在场的人还是以保皇党的成员居多，说话间也就没什么顾虑，众人畅所欲言的商议几句后，还是由王承恩站出来说道：
“启奏陛下，我朝现颁行民间的是前元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现名《大统历》，这部历书已施行了三百四十八年之久，误差自然是逐渐增大。”
“...况且，我朝之《大统历》已经多年未有编改、整发，民间尚存十户未有五六，百姓自然是愈发的糊涂了。”
听到这里，崇祯皇帝‘嗯’了一声，其实王承恩说十户未有五六已经是乐观的看法。
现在这个年头，流民连自己的土地都没有，手中肯定是没有农历的，旧历的普及程度怕已经是不到四成。
崇祯二年的时候，钦天监对五月乙酉的日食预报明显错误，而时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依据西法的预报却符合天象。
经过一阵党政之争，徐光启等最终因势提出改历，得到当时的崇祯皇帝批准，同年七月，礼部在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开设历局，一样是由徐光启督修历法。
在编纂过程中，历局聘请来华耶稣会的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负责短期编纂，又聘请神圣罗马帝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全程译书。
大明朝风雨飘扬之际，一批中西方官员同心协力，奉旨在京全力节译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
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崇祯历书》最终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完成，并且陆续整编成书，就等着崇祯皇帝一纸诏令，然后颁行天下。
然而在崇祯七年并没有立即颁行新历，朝堂上的东林党看不惯徐光启等人的成就，立即掀起一次持续广远的‘新历优劣之争’。
在历史上，这次党争一直持续了10年，直到这崇祯十七年仍然存在，期间包括了日食、月食等各个已发现星系运动的多方争论。
原本颇为简单颁行新历的行动由东林党的门户之见而变得一波三折，直到徐光启病逝，大明灭亡的时候也没能颁发出去。
剩下的事就非常有意思了，大明搞出来的东西，再一次让我天下第一的鞑清捡了个现成的。
顺治二年的时候，鞑清觉得这是好东西，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原样照搬，怎么办？
顺治小皇帝这左想右想，哎，好办法就来了！
鞑清先是给《崇祯历书》换了个《西洋历法新书》的名字，然后再稍微改些有的没的，再颁行出去就是我鞑清的历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