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深知，大明宗室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至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积累了太多的民愤，若不尽早处理，必会危及自身。
相比崇祯皇帝用数场大捷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变逐步影响百姓对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们则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数百年累积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宗室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洪武年间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将近九十万石；河南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宗室和巨商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比如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盐私盐买卖早已尽入其手。
这些宗室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粮米布价，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宗室们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便继续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当地官员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儿。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按崇祯皇帝所知，到现在崇祯十九年这个时候，许多地方收税权实际上已经不归朝廷，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祯十七年山东一省茶税只有十二两，偌大个金陵城，去年收上来的商税居然也才八两。
这种种极尽可笑之举，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贵戚们和财阀的一手遮天。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在崇祯初年，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贵胄，又把黎城县三年的商税划给平遥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