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唐平灭突厥一战，在独孤策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趁势而为，李靖轻兵突袭定襄的战略不可谓不精彩，但是要说到大唐在此战之中，赢得有多辉煌，那是完全说不上的。
甚至在独孤策看来，大唐还有取巧的嫌疑，而到了史书之中，大唐王朝却独占了灭亡突厥的光环，后世的一些人更以突厥最后的残破力量是被大唐所击破为据，竭力夸大唐军的胜利，同时也淡化薛延陀与突厥在之前连番大战的事实，以致于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只知道大唐灭了突厥，武功强盛，却连给突厥带来真正致命打击的薛延陀都没听说过，让大唐平白得了薛延陀的武勋。
事实上，大唐在与突利、郁射设、薛延陀三家联军后，轻松快速击灭突厥，此举既是抓准时机，攻敌虚弱，还可以说是趁人之危，投机取巧。
然而无论是用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来描述此事，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在灭突厥的过程中，大唐并没有打过什么硬仗，更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击败这样一个羸弱的对手，并不足以证明唐军的战斗力很强大。
事实上，由于大唐并不真正具备击败强盛时的突厥的军事实力，获得的胜果也颇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因此后来对北部草原的控制颇有些力不从心，统治摇撼不安，这也为突厥遗民后来起事复国，并再次祸乱中原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的公元682年，在突厥各降部中，有几千牧民起事反唐，在不断大破唐军中，逐渐壮大，并且建立了后突厥汗国。
到了公元686年时，唐军已经被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处境可以说是极为凄惨狼狈。
之后后突厥又向北扩张，频频胜捷，兼并了漠北大量的突厥部族，实力进一步大幅扩张，强盛一时，雄踞于整个北地。
据《资治通鉴》记载：“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可就算是当时能够随意欺凌大唐的后突厥，也没有达到颉利统治时期的水准。
唐军在630年时能够轻而易举灭亡突厥，682年之后，却被实力尚不如颉利的后突厥打得抱头鼠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大唐府兵战斗力的下降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公元630年的突厥，已经在连年内战和天灾下接近灭亡，唐军北伐不过是压垮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一些崇拜李世民的人，总是对其灭突厥的事迹津津乐道，好像全靠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大唐帝国才能够大展神威。
其实国家的对外胜利，固然与君王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影响源自国际环境，以及两国间国力和军力的比拼，帝座上的人都有一群文臣武将辅佐，谁也不会轻易办出蠢事，其举措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因。
就像后来在征伐高句丽时，被后人大加吹捧的李世民最终铩羽而归，可被普遍认为庸碌无能的李治却达成全功，将古国高句丽灭亡，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逻辑矛盾。
事实上，李治能够灭掉高句丽，也是因为其国中内乱，当时谁坐在帝座上都能实现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在碰到东突厥自行崩解的绝佳时机后，无论高坐于太极殿上的君王是谁，无论他英明神武，还是软弱愚蠢，大唐帝国摧毁那个千疮百孔的游牧部落联盟，都是轻而易举之事。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大唐此番北伐的意义，至少凭借着这一战，让大唐西北边境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都基本趋于稳定。
因为突厥在内乱前是北方霸主，大唐在将其灭亡后声威大振，漠北很多原本依附于东突厥的小部落转而归附大唐，唐廷在北方设立了六个都督府，用于管理内附的十几万突厥人，对北方的控制区域大大扩张。
但是，在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在历史上，真正应该拥有灭亡突厥之功的薛延陀。
历史上，在突厥灭亡之后，大唐的西北边境虽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平静，可是，却也自始至终都没能在草原确立行之有效的统治，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个薛延陀。
就像炎汉之时一样，当匈奴这个强敌在遭受了连番打击，最终土崩瓦解之后，到了魏晋之时，鲜卑，羌等异族又重新占据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威胁。
这种状况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都在周而复始的上演着，哪怕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过彻底消除来自草原威胁的时候。
炎黄子孙只能躲在坚城雄关之后，战战兢兢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的家园会被来自草原的豺狼破坏。
薛延陀原本臣服于颉利，因无法忍受颉利的暴虐统治，在首领夷男的率领下宣布自立，在从突厥分裂出去之后，薛延陀接连数次大破前来征剿的突厥军，自身也在胜利中不断壮大。
如果说最开始自立还只是与突厥分庭抗礼，等到公元629年时，薛延陀的上风之势已经日益显著，突厥自身反倒左支右绌，被这个昔日的属部打击得日益凋敝。
按历史上类似的情况来看，像薛延陀这种初兴的这种政权，如果在开始时不能以雷霆之势扑灭，那等到其站稳脚跟后，就会更加难以应对，最终通常都能喧宾夺主，将老的强者彻底击跨。
如果世上只有突厥和薛延陀这两个国家，那结局多半会是突厥亡国，薛延陀一统漠北。
然而在现实中，却有着大唐这样一个观战的“渔翁”，就在突厥最虚弱的时候，在其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随后又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突厥的土地和部众，成功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从某种意义上看，既然突厥迟早都会被薛延陀剪灭，那大唐等于是在和薛延陀争抢突厥的部众，并藉此削弱、阻碍了薛延陀的扩张和变强。
也正因如此，尽管薛延陀也吞并了大量突厥的部众和草场，但其兴起却并不完整，即使在开国锐气还未消散，国力达到顶峰之时，也没能对大唐帝国占据明显优势，始终不敢、也无力像内乱前的突厥那样，频频南下大掠唐朝。
当然，尽管大唐以身为“渔翁”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夺走了很大的一块蛋糕，抢在薛延陀前面吸纳了大量突厥降部，自身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从薛延陀军能在“渭水之辱”后的第二年就大破十万突厥主力，之后又两次击败突厥军来看，其战斗力显然还是凌驾于唐军之上地。
在与大唐联手灭亡突厥后，薛延陀国力大张，拥兵二十万众，取代了突厥的地位，雄踞北亚，对大唐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由于唐军长途奔战的能力较弱，大唐王朝此时并无远跋大漠，威胁到薛延陀的能力，这也是李世民尽管一直忌惮薛延陀，又醉心于建功立业，却十几年都不对漠北用兵的原因所在。
而薛延陀此时国势强盛，兵精将勇，像这种漠北地域的强大游牧国家，就算没有彻底击灭对手的能力，按惯例也会不断侵扰边境，掠夺中原的财富和人丁。
然而薛延陀却一反常态，即使在最强盛之时也并未南下侵唐，反倒还自建国伊始便在口头上向唐称藩，大可汗夷男更是始终对大唐卑辞相对。
后世有不少人刻意歪解历史，将薛延陀的软弱表现，归因于大唐当时国力强盛，周边诸国尽皆畏服，这样的说法，在独孤策看来，不过是贻笑大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