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了解了如今官职改革的进度后,叹了口气。果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受到的阻力还是非常大的。军队先不谈，有两位老将军震着,没用谁敢出头对朝政指手画脚。就是将九卿拆分划到六部里，要不是有熊启和嬴政的铁血手段，恐怕自己还没从岐山回到咸阳，自己的丞相府就要被拆了。
虽然俸禄不变,但九卿的位置从结构上来说就是平白降了一级。从原本只对王上负责，可以有自己的自主权,一下变成了听从丞相调派，没用自主权只能执行。而且为了不让那些所谓令、大夫空耗中央财政,统统塞到御史大夫那里，相当于架空了郎中令。这些言官失去了九卿下属的位置，俸禄自然降低了。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估计是知道等顾衍回朝他们就没机会瞎说,这些被架空或者调任的朝臣们轮番上书嬴政,要他废了顾衍的丞相之位。熊启那个老狐狸,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只是听命行事的下属,把那些反对的意见全部都推到顾衍这里。
当然,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能阻止政策的推行。嬴政让熊启继续工作,只要一天不说停止改革就一天不停。
所以那些顾衍对基层的设计还在紧锣密鼓的推行着。张苍的来信说，咸阳周边的村庄已经开始挑选各级农官和老师，只等他回去就能以这些地方为试验区将政策推向全国。
其实很多农官都是原本就在当地工作的,只是他们曾经都是县令自费聘请,不属于秦国的官员。如今有了农司,顾衍当然希望能将这些长期工作在农村的农官们编入官职体系中。而老师们就更不用说了,同样是国家给俸禄,提供上升渠道。
所以很多在地方上郁郁不得志的农官和私塾先生都进入了民部下属各司中,成为受到秦国管控的人员。顾衍没用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就将这些游离在国家政体之外的重要人才们收拢了回来。
只要军队和县级以下的官员没有出问题，顾衍就不害怕朝堂上那些老古董能翻起什么浪花来。
在翻阅来信时，顾衍还摸到了已经回到咸阳的甘罗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将自己从赵国一路回来的见闻写信告诉顾衍。此次蝗灾是从东边而来，秦国已经算是受灾较轻的国家了，其余六国只会更加严重。不出所料，甘罗在来信中说，他从赵国一路回来，看到了周边国家饿殍遍野的惨状，于心不忍，于是提前写信送到咸阳，从张苍那里知道种菽养鸡鸭可以预防虫灾，所以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和那些百姓宣传这样的方法，但几乎没有人听。他实在不解，为何他将已经成功的经验分享给那些百姓，可农人们都不听，所以写信来请教先生。
顾衍抿了抿嘴，想提笔给甘罗一个答复，但又不知道从何下笔。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甘罗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底层逻辑是防止日后再有虫灾，而农民的底层逻辑是活命。建议其他国家的百姓多种菽少种麦这个举动，本身就是错误的。
朝堂上的改革和在农村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农民的底层逻辑就是粮食的安全。只要能保证旧有粮食的最低产量，增产增收的改革和劳动没有人会拒绝。这也是明明棉花早就是从关外传来，所有人都知道它能做衣服保暖，但却依旧是一种观赏性植物而不是经济作物的原因（1）。明明所有人都知道，种棉不仅可以制衣，还可以贩卖，挣得肯定比种粮多很多，——养蚕也是如此。可所有的百姓还是不约而同的选择种粟黍这种传统的粮食。
因为在面对高额的税收，天灾人祸面前，这些传统的粮食作物可以保证他们有机会保命，不会被饿死。更何况，虽然顾衍‘发明’了豆腐、豆浆和豆油，让豆子的身价备增，但这些经济作物并不能保证百姓们的生存。因为粮食可以换钱，但钱不一定能换到粮食。菽虽然也是粮食，但它并不具备此时百姓需要的一些因素。
在面对变化莫测的环境和层层剥削时，农民们不得不习惯饥饿，忍受饥饿。其实，在面对灾难时，百姓们最关心只有四个字，生存安全。他们只会关心自己今年的收成在交完税后，够不够自家口粮和来年播种，不会去在乎余粮能换多少钱。
顾衍所有有关农田的改革，都是基于这一底层逻辑来进行的。不是没用办法提高大家的收入，不是没用办法推动社会发展出工业萌芽。多少次午夜梦回的时候，顾衍都在幻想国家富强，江山万年。
但当太阳升起时，他都会告诉自己，他必须面对的是已经饿了千年，未来还会再饿几千年的百姓。他不能为了自己的一个幻想，就去冒着这样大的风险推行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