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53年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其中1963年到1965年之间暂停了两年，从1966年的三五计划开始迈入正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最终形成了一套评估、调研、总结、起草、论证、审议、批准并最终实施的完整程序。
1995年既是八五计划的收官年，又是九五计划的制定年，正好处在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因此在11月份的时候，各大部门都把本行业的精英人员汇集起来，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做最后的论证和补充，然后在年底之前提交给中央审议。
杜秋放弃前往梅迪亚中心，临时改去了电子工业部，参加的就是一个类似的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政府官员之外，还有权威学术专家、大型国企老总以及知名民企老板，其中不乏海尔张、联想柳、华为任等穿越前如雷贯耳的商界领袖，在穿越党的眼里，这些人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央视的广告部主任，毕竟一边是实利，一边是虚名。
骁龙目前还只是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和电子工业几乎没有交集，杜秋刚一回国，就被请过去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只能说是风云际会，恰好赶上了机缘。
每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背后，都少不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新兴利益集团之间没有硝烟但绝对惨烈的撕逼，这种撕逼除了行业内部的竞争之外，还必须要和其他部门的竞争，毕竟9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还很弱，每年的财政预算非常紧张，僧多粥少，不抢不行，而电子工业部的主要撕逼对手，就是1995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邮电部，邮电部则恰好和骁龙的业务息息相关。
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很多企业在经营思路上搞高大全，恨不得把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包了，很多部门也有同样的心思，从原料到生产，从研发到销售一条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铁道部，除了造火车、修火车、开火车之外，甚至还拥有独立的警察和法院系统。
邮电部虽然不如铁道部那么夸张，但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其中就包括电信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根据现代工业体系的划分方式，这一部分应该属于电子工业部，但邮电部不仅没有转交出来，反而处处制造障碍，打压甚至拒绝采购电子工业部旗下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
90年代国内电信行业增速非常快，电话线路从1990年不足1000万条暴涨到1995年的8000多万条，如此庞大的市场让电子工业部非常眼热，却又无计可施，因为这个部门非常年轻，而且命运多舛，1983年才成立，1988年和机械部合并，1993年再度独立，反复折腾，根基太浅，没有话语权，邮电部则不然，它是1949年就成立的老牌部门，有上百万的员工和上百亿的营收，两者的体量和能量都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1993年3月份电子工业部重新独立之后，为了对付邮电部，胡部长决定另起炉灶，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说动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其他多个部门，联合搞了一个新的通信公司，取名为“中国联通”，和邮电部旗下的中国电信正面硬刚。
中国联通虽然拿到了从事通信业务的资格，但是在邮电部的强烈反对下，没能拿到一分钱的财政拨款，管理层只好拿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手段四处融资，几乎可以用求钱若渴来形容。
5月份的时候，杜秋在京城饭店请瀛海威和中网等几个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公司老总吃饭，在席间曾聊起一个以“中中外”的融资模式加盟联通，刺激中国电信降低上网费的计划，这个“中中外”的融资模式，在10月份加拿大贝尔公司和齐鲁省烟城市联通签订合约的时候，正式得到了国家高层的承认，杜秋也因此成了中国联通眼里值得拉拢的优质合作对象。
除了这个渊源之外，在8月份的互联网大会期间，杜秋不止一次表态愿意和华为、浪潮、方正等公司以合资或者合作的方式研发交换机、服务器以及高端电脑等适用于互联网领域的产品，事后也积极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因此当他出现在电子工业部的研讨会上时，不仅无人质疑，反而大受欢迎，毕竟骁龙刚刚融资了10亿美元，财大气粗，谁都不想错过从中分一杯羹的机会。
研讨会从2点3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了5点才结束，按照日程安排，晚上还有一个档次很高的宴会，杜秋非常不擅长酒桌应酬，在穿越之后能避免就避免，避免不了就直接拒绝，所以在云城的官商圈子里风评不好，很多人觉得他恃才傲物，不近人情。
不过这天的晚宴，杜秋却准备参加，不是因为胡部长官大面子大，而是因为以上帝视角去和那些年轻了20多岁的商界名人应酬很有意思，然而可惜的是，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就打消了他的恶趣味。
这个电话由秘书转给了胡部长，再由胡部长转给了杜秋，杜秋接听过后，立刻告辞道：“胡部长，我想先回酒店，为明天做些准备，晚宴就不参加了。”
“好，正事要紧，我让司机送你。对了，后天下午我们还有个专题研讨会，你别忘了也做些准备。”